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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卜巖面館老板:從文革名人“卜司令”到萬丈紅塵一碗面

金融街1號2020-10-26 06: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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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巖面館應該說在無錫知名度頗高,而卜巖就是這家面館老板的化名。

5月23日,卜巖先生去世,享年77歲。

實際上,鮮為人知的是,卜巖原名曹桂寶,曾是文革時期的名人。

卜巖先生去世后,一些經歷過文革的人開始悼念他,于是便牽扯出一段文革時期令人慨嘆的無錫故事。

下面這篇文章,我們征得作者周國彥同意,金融街1號作為微信公號首家平臺率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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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得知卜巖在5月23日去世的消息,享年77歲,不禁為之感嘆。

77歲在當今無錫城里,應該不算是長壽,這也許與他這輩子的坎坷經歷有關,與他遭遇過的苦難對身體造成的摧殘有關。

我與他已認識52年了,對他匆匆離世頗為惋惜。今天下午,我專程去了一次學前街上的“卜巖面飯館”,與他的遺孀見了面,表達我的哀悼。

卜巖原名曹桂寶,有時也喜歡寫作曹貴寶,出生于1942年,他一生多災多難,直到50歲以后才逐漸安定下來,經濟上也開始寬裕,但是疾病開始纏身,直至去世。

卜巖一出生就是遺腹子,生父姓張,有一哥哥,目前健在。

母親無法養活二個兒子,所以就把剛出生的他送給一戶姓曹的船上人家撫養,他從小就在非常窮苦的環境中長大。

靠著自己的天資聰明,不甘墮落,主動求進,后來到拱北樓當學徒,虛心好學,年紀輕輕就學到一手撈面的好手藝,為今后的自己開的飯店“卜巖面館”在無錫城一炮打響打下了基礎。

二十多年前,他就得了中風,以后影響了性格,喜歡在家獨坐,不愿意外出,不喜歡活動,整天對著電腦上網。

久坐不動使身體越來越虛弱,加上雷打不動的每天吸三包煙(而且喜歡吸劣質香煙),更加糟蹋了自己的健康,最近十多年基本沒有外出。

去年參加陸渭文的追悼會回來后,身體每況愈下。

今年以來已送醫院急診多次,直到5月20日晚上,他一反常態地向夫人要求吃一碗“緊湯爛面”,特地說明加一塊燜肉。

飯店里特地為他精心制作這樣一碗燜肉面,他全部吃完。然后在電視機前正常觀看到11點才睡下。

第二天早晨不到6點,他夫人已起床燒早飯,只聽到卜巖在床上大叫一聲,趕緊進去看時,見他一手高舉,人已失去知覺。

立即呼叫救護車前來把他送二院急診室,又轉重癥監護室,人在昏迷中維持了兩天,到5月23日早晨6點53分終告不治,5月27日家屬將其安葬于舜柯山公墓。

卜巖在無錫之所以家喻戶曉,源于文革初期。

1966年8月,文革風暴正在從北京向全國各地蔓延。無錫只是個國內的二線城市,消息到達總要比大城市晚一拍。

我們幾個清華的無錫籍學生也商量著跑到無錫來宣傳所謂的“革命路線”,帶著北京的文革最新內幕消息,沖擊地方上的“資產階級頑固堡壘”。

但是我們的宣傳活動也僅僅限于在無錫的各所大中學校里,那時無錫的幾千家工廠都給市委控制得很嚴,借口中央有文件規定工廠不參與文化革命,三令五申不允許學生進廠。

我們曾試著挑選幾家大型工廠闖一闖,和工人們近身接觸,但都失敗了,各家工廠都將我們拒之門外,一時也沒辦法。

不過隨著高層對各地省市委消極對抗以致運動停滯不前的憤怒,決心不顧一切地沖破各地的封鎖,以便貫徹“他”的部署。

“他”隨之采取了兩大措施:

一個就是接見紅衛兵和開展全國大串聯,在三個多月里一口氣七次接見了全國各地的1100多萬紅衛兵和青年學生,鼓動不諳世事的年輕人起來造反;

另一個就是允許廣大產業工人投入文革,美其名曰“抓革命促生產”。這樣一搞,全國就亂了。

學生和工人兩股力量一匯合,爆發出巨大的沖擊力,各地黨政部門再也壓不住蓋子,只能節節敗退。

終于在中國大地上形成全民參與的十年浩劫,給國家給人民帶來的史無前例的苦難,最終“他”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親手引爆的破壞性災難。

卜巖的出名其實就是順應了“他”的部署,恰好在那個時間的節點出現在無錫的文革舞臺上。

1966年9月的一天,他在無錫市中心的拱北樓面館門前一塊空地的西側墻上,貼出了他一生中最負有盛名的一張大字報“不要責難無罪的學生”,底下用了個化名“卜巖”。

至今對卜巖這個取名的意思眾說紛紜,究竟代表什么沒有人能知道了。

卜巖的大字報所以能引起全市的轟動,也是因為他的身份不是學生,雖稱不上正宗的產業工人,但多少能搭上點工人的身份,他的大字報就代表了無錫的工人階級踏上文革的舞臺,與廣大學生的結合。

同時也給人數眾多的老百姓們出了口氣,因為當時無錫的學生運動受壓,涉及到千千萬萬的家庭,父母看到子女受欺負,早就憤怒不已,就是找不到機會發泄而已。

卜巖的大字報一下子點燃了全市眾多家長的怒火,所以造成了誰也估計不到的巨大反響。

我當時正在無錫,卜巖貼出的大字報我當天就看到了,大字報旁邊還貼了幾張反駁他觀點甚至攻擊他個人和家庭的大字報。

大字報前真是人山人海,后面的人看不到,就讓最前面的人一個一個字讀給大家聽。

我聽完后覺得寫得很好,真不像是一個20多歲的飯店撈面師傅寫的文章。特別這是無錫出現的第一張不是學生寫的大字報,感到非常難得,同時也產生了巨大的好奇心,想看看這位卜巖是誰。

于是我走進拱北樓,里面也是擠滿了人,都是來看卜巖的,真心體會到老人們講的,無錫人喜歡“軋鬧猛”,弄得店里生意都不好做了。

我打聽誰是卜巖,有人指給我看坐在人群中的一位濃眉大眼的小伙子,他正在興高采烈地和旁人說話。

我擠進去問他,你是卜巖?他回答是,我說我是北京過來串聯的學生,看了他的大字報,想了解一下。

年輕時的卜巖(曹桂寶),這是我在他家看到的唯一一張照片。

他聽了,立即露出驚訝的樣子,站起來把我領出人群,到拱北樓后門外邊的空地處,兩個人說了幾句,我表示堅決支持他的大字報,希望他不要被攻擊誣陷他的言論嚇倒。

這是我第一次和卜巖認識。

以后,隨著大批對卜巖支持的大字報的出現,無錫的文革局面發展非常快。

不久幾千家工礦企業的造反派戰斗隊紛紛涌現,走出廠門,而且實現了全市造反派的大聯合,成立了“無錫紅色工人造反總指揮部”,簡稱“紅總”,一般群眾稱其“主力軍”(因為大家戴的紅袖套上印著統一的主力軍三個字)。

據說最多時成員有二十萬(恐怕是把全市同一派觀點的工人學生和老百姓都算在里面了,當時無錫全市才65萬人)。

由于卜巖的名氣和群眾對其的推崇,理所當然他成了第一任紅總的司令

他順應了當時的潮流,碰上了機會坐上了無錫造反派的第一把交椅,那時卜司令名聲響徹無錫全城,沒有一家不知道他大名的,他也是如日中天,指揮著成千上萬的造反派。

對舊市委領導組織批斗,對保守派群眾進行打擊,他的周圍一片捧場聲,使得他也被吹捧迷昏了頭,覺得自己真的無所不能,整天忙忙碌碌,東奔西走作報告下命令,走到哪里都是帶著一大幫小兄弟,我也很少有機會能見到他。

轉折點發生在1966年的12月4日。

那天無錫發生了文革史上的“一二四事件,有幾千名保守組織“工聯”的成員包圍了無錫市委大院,要求市領導承認他們是革命組織。

紅總方面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大批主力軍,把占領了無錫市委大院的幾千名保守派“工聯”的群眾實行反包圍,對他們進行了徹夜的控制和關押。

這一事件徹底打垮了“工聯”,使主力軍在無錫的威望達到了頂點,但同時也埋下了紅總領導班子徹底更換的導火線。

因為卜巖本人的文化知識有限,加上江湖義氣,所以他最初造反時的小圈子就都是他過去的玩伴,都是一群社會底層的青年人,根本沒有做過任何領導工作,沒有一點掌控局面的能力。

他擔任紅總司令后,起用的仍是他信得過的小兄弟,分別擔任各級負責人,這些人平時起哄可以,真要管理好成千上萬的主力軍成員,又要讓大家心服口服跟著走,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12月4日深夜,我聞訊也進入了市委大院,圍墻外圍滿了戴著紅袖套的主力軍,大院里也擠滿了主力軍,里面還關押著一堆堆坐在地上的工聯群眾。

兩大派的年齡不同一目了然,主力軍都是以年輕人為主,工聯則是多是中年人,許多大叔大媽坐在地上悲憤地唱著“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歌,旁邊的主力軍都在嘻嘻哈哈地挖苦他們。

我找到主力軍在市委大院里的指揮部,這是原來市政府某位副市長的辦公室,里面遍地都是散落的紙張,墻上用墨汁寫滿了打倒某某某的大字標語,桌子椅子橫七豎八,就象打劫過的一樣。那位主力軍的現場總指揮就靠坐在辦公桌上,一只腳踮在地上,他也是我認識的一位年輕人,是卜巖的心腹,卜巖把圍剿市委大院打垮工聯的重任交給了他,足以說明對他的信任。

他見我進來,打了個招呼,繼續不斷對手下發出一道道指令,要求壓縮對工聯的包圍圈,收繳他們的紅袖套,甚至還命令把工聯的男女隊員分開關押。

我看他嘻皮笑臉,把嚴肅的斗爭當兒戲,說起話來語無倫次,大約覺得自己第一次能掌握幾千人的生死命運,所以特別得意忘形趾高氣揚,裝得象個大將軍似的。

我在旁邊又好氣又好笑,覺得這哪象一個造反派的指揮員,簡直就是社會上的小流氓在胡鬧,也許他本來就是個社會底層的小混混,偶然的機遇給了他這么一次難得的表演。

我問他下一步的打算,他想了一會說沒有什么打算。我告訴他,關在院子里工聯的都是受蒙蔽的群眾,不要為難他們,聽說他們已經兩頓飯沒有吃了,還是早點放他們回去吧。

他搖搖頭,說起碼關到他們明天,還要叫他們每個人寫一份檢討,承認當“老保”是錯誤的,保證退出工聯的才能放走,否則就要叫他們“吃生活”。

我看他不愿接受我的建議,一副忘乎所以的模樣,我就告辭了。

沒想到的是,當時在紅總內部與我有同感的大有人在,相當一批兵團級的領導,原來都是正宗的產業工人,或是共產黨員,或是勞動模范,或是基層干部,資本都比卜巖扎實。

他們越來越瞧不起卜巖的指揮,卜巖最初的光環已經逐漸褪去,大家發現他也不過是一位沒有多大能力的青年人。

于是幾個兵團負責人就開始秘密串連策劃,準備改選紅總領導班子,我們外地學生也聽到了這樣的風聲,當然我們不會去干涉紅總內部的權力斗爭。

大約是1966年的12月中旬吧,我們當時住在無錫師范里面,這是市委指定的外地來錫串連學生的接待站。

有一天早晨7點多鐘,我走出校門想出去買付大餅油條當早飯吃,走到傳達室門口,突然看到里面卜巖披著件軍大衣,一個人靠著墻不知在想什么。

我當時驚訝極了,這位赫赫有名的卜司令怎么一個人縮在傳達室里,冷冷清清的,身邊平時前呼后擁的保鏢和小兄弟一個都不見了。

我趕緊叫他,他看見我出來,高興地忙著和我打招呼,說是在這里等我很長時間了。我問他有什么事,他回答沒有事,就是好久沒見我了,想碰碰頭。

我陪他在傳達室里聊了一會,看他一副沒精打采的落魄樣,我估計他肯定在紅總內部受到了巨大的壓力,也許已經預感到下臺的可能,所以來找我們外地的學生討主意。

但是他始終沒有說穿來找我的目的,我也假裝不知道紅總內部的權力爭斗。

事實上我們都已經對他的小圈子領導深感失望,所以我們聊了一會也就分手了。

過不久,就聽說紅總領導班子正式改選,卜巖下臺回到拱北樓去上班,紅總的一把手由共產黨員金坤泉擔任,這是我和卜巖的第二次單獨會面。

以后,無錫的文革運動發生一連串眼花繚亂的變化,軍管會成立,取締紅總,逮捕金坤泉等人,隨著高層部署的反擊“二月逆流”的展開,軍管會給紅總平反,金坤泉釋放,主力軍重樹大旗,又推選陸渭文擔任紅總一把手。

我們外地的學生于1967年4月又重返無錫,成立“外地學生聯合調查團”。

4月一天,有人帶消息到錫師來,說卜巖點名要請我去一趟,還告訴了我一個地址,在勤學路上的梁溪飯店后面一間大樓里。

卜巖從紅總司令的位子上下來后,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見到他了,不知他找我什么事,我也很想見見這位老朋友,所以答應了。

那天晚上,我約了傅耀良一起找到那兒,房間里擠滿了人,除了卜巖,還有他原來的一幫小兄弟,曾經跟著他呼風喚雨招搖過市,后來也跟著他沉淪到底層,一無所有。至今仍圍聚在他身邊,依然以他為頭,我倒是挺佩服這群人的朋友義氣。

我們在那里坐了一個多小時,他們關心聽我們帶來的北京消息。

然后紛紛發言,無非就是對軍管會的不滿,對后來接任紅總司令的金坤泉軟骨頭的不滿,講來講去話語中流露出還想讓卜巖東山再起,在無錫政治舞臺上繼續大顯身手的意圖。

倒是卜巖幾乎一句話不講,盡是他那些小兄弟在為他捧場。

我們倆當然沒有能力為卜巖重新上臺做什么事。我們后來一直聽他們講,他這些小兄弟牢騷一多,就有點出格了,本來就是社會底層的一群小人物,說話開始不三不四起來,嘴里臭話不斷,罵這罵那。

我們倆都是一直在學校里長大的,從無錫二中到清華大學,校風正派,老師優秀,大家講話做事都有一定規矩,所以很不習慣聽他們的胡吹亂罵,于是我們找個借口告辭了。

出來后走到馬路上,我和傅耀良相視一笑,說他們就是一群社會混混,不要再夢想重新上臺了。

這是我在文革中最后一次見到卜巖。

以后聽說,卜巖為他的一張大字報和二個月的司令經歷,同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清查“五一六”的運動中,也關進了監獄,身體受到嚴重摧殘。

再后來見到卜巖,則是三十年過去了,上世紀90年代的事了。我已調回無錫,在崇安區環保局工作,一天檢查區內餐飲行業的環保時,在東門外的熙春街上見到一家“卜巖飯店”。

門面不大,我當時就猜想這應該和我認識的曹桂寶有關。進去一問,果然就是他開的。

店里的服務員一聽是環保局來檢查,馬上就去附近家中把卜巖叫過來。三十年沒見大家都老多了,非常高興,互相談起自己的遭遇,都有一番一言難盡的苦難,都屬于劫后余生,格外珍惜朋友間的情誼。

我了解到他近年得過中風,目前基本在家休養,店里都交給夫人管理,為此我也認識了他現在的夫人陳大姐,一位非常善良大氣的老板娘,以后我每次路過他的店總會進去坐一會歇歇,喝口茶。

再后來到2002年,熙春街改造拆遷,他的飯店要搬家,新址選在學前街菜場旁邊的一條巷子里,那時對餐飲行業的環保審批非常嚴格,而且是工商注冊的前置條件。

卜巖面館的新址條件較差,樓上是居民高層住宅,中國式餐飲會產生大量的油煙,往往給樓上居民的生活帶來影響。

所以餐飲行業的油煙污染是環保投訴的重點,也是環保部門頭疼的難題,一般居民樓下的門面房都不允許開飯店的。

結果在我事先不知道的情況下,卜巖已與該處房東簽署租賃協議,付清一年租金并基本裝潢完畢后,到環保局來辦手續給審批部門拒絕了,急得他們夫妻倆腳腳跳。

于是就來找我想辦法,告訴我他們為開新的面館已經投入了家里的全部積蓄,而且借了外面不少錢,如果面館開不出來,那就走投無路只能去上吊了。

我到現場察看后,確實條件欠缺,一邊責備他事先選址時不征求我的意見,一邊也只能想方設法幫助他通過審批。

我建議他在面館里只下面,不炒菜起油鍋,免得產生油煙,在附近再尋找一間合適的地方專門加工面澆頭,然后送到面館來。

同時在局里討論環保審批卜巖面館的問題上,表示卜巖是我幾十年的老朋友,我擔保他今后處理好飯店的污染問題。

由于我的全力爭取,全局各部門都買我的面子投了贊成票,最后局長拍板,勉強同意卜巖面館的申請。

后來面館實際開業后,師傅們不肯兩處操作,又恢復在店里起油鍋炒菜,造成樓上居民多次投訴,局長每次就把信訪件踢給我去處理,這樣我一次次去幫他救火,協調與居民的矛盾。

卜巖夫妻在現實的巨大壓力下為了飯店的生存,也積極配合我做了不少工作,不僅上了全套的油煙治理設施,還給了樓上幾家居民經濟上的補償,取得諒解,終于站住了腳。

后來面館生意非常紅火,我也總算松了口氣,為卜巖晚年的安逸感到高興。

至今我已經有好幾年沒見到卜巖了,也有多年沒去卜巖面館用餐。

退休后曾有幾年常常去他店里吃碗面炒幾只錫幫菜嘗嘗,但每次去吃飯,老板娘總是非常客氣,不肯收錢,在我堅持付錢時又往往打折,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他這是小本經營,賺的都是辛苦錢,所以慢慢地我就再也不去吃飯了,免得人家懷疑我是專門去貪便宜揩油的。

我現在追憶卜巖,不是因為他是名人、是什么英雄,他也只是一位普通人,是我50多年的一位可靠的朋友。

他之所以能在無錫的文革時代爆發出一次耀眼的光彩,那只是一次機遇,恰好迎合了領袖的部署,當然也與他個人的聰明文采有關。

他的一生坎坷,談不上過過什么幸福日子,一直在社會最底層掙扎。前半生從生活貧苦到坐牢之災,后半生病魔纏身痛苦不堪。

他在青年時的一張大字報讓他付出了一輩子的代價,當然,他這張大字報給他帶來的名氣和至今尚余的尊崇,也許他本人不覺得后悔,因為一個普通人的碌碌一生中有這一次殊榮也已足夠。

卜巖的性格內向,心里的思想不大容易暴露,與他接觸,不太能深談,但是并不代表他心機很重。

他的待人應該是真誠的,從沒聽說過他曾在背后搞過別人,也沒見過他發過脾氣。

從他年輕時圍著他的一伙棒打不散的小兄弟到現在他依舊還有不少朋友,說明他的心地善良很講義氣。

其實他當年一張大字報也證明了他有著強烈的正義感,否則就不會冒著巨大的風險做全市第一個出頭椽子,以致給他一輩子留下了后遺癥。

卜巖走了,世上今后不會再有卜巖,他給無錫留下了一段傳說,其實這段傳說也僅僅是在60多歲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再有記憶,也許再過若干年,記憶漸漸就消失了。

我們人人都會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的,今天我為悼念卜巖寫下一點追憶,也是想留下一點史實,給卜巖一個公正的介紹。

不管是他的聰明才智,還是他的性格局限,不管是喜劇悲劇,總之他到世上來過了,在無錫的歷史記載中也有他不可或缺的一頁。

2018年5月29日

周國彥

【后記】

我的“追憶卜巖”的小文從昨天(5月30日)下午5點多發出后,一個晚上的點擊閱讀已達到10000多人,說明無錫有很多人對卜巖命運的關注。

其實有興趣閱讀的基本上都是60歲以上的人群了,讓50歲以下的去看不啻于是天方夜譚,因為畢竟文革年代發生的事是他們無法想象的。

我之所以在一天里匆匆寫就,就是不甘心讓卜巖如此默默無聞地離開人世,無人關注。

卜巖的名字在錫城的老一輩人中家喻戶曉,但見過他的人不會很多,知道他人生中一些具體經歷的人更是少。

卜巖生前稱自己一世就做了兩件事,一是曾經寫過一張“不要責難無罪的學生”的大字報,二是開了一家“卜巖面館”,這是他引以自豪的唯一兩件事。

而恰恰他做這兩件事的時候,我都在現場,而且參與了與他的交流,全無錫有我這樣與他有離奇緣分的人估計沒有第二人,所以我最有資格寫文章追憶他。

我現在仍記得1966年9月他的那張大字報出現時的人山人海的轟動場面,然而除了大字報的標題和卜巖的落款外,大字報本身的內容已經一個字也記不起來了。

所以我們追憶他,不是為的那張大字報究竟是對是錯,而是當時他身上表現出來的一種正義感,一股勇氣,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

其實,不管是卜巖,還是我,或者其他投身文革的千千萬萬青年學生和普通群眾,都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

“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曾經的你死我活,都已成過眼煙云,所有發生過的輝煌或災難,都已給時間來沖淡消失。一切名利地位,純屬身外之物,只有身體的健康和心情的快樂,才是唯一屬于自己并跟隨自己一生。

所以過好當下的每一天,是我們所有經歷過文革風雨的一輩人最好的選擇。

5月31日上午8點30分

周國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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